有句古話“好事不出門,壞事傳千里”,歷經千百年,傳遞“壞事”的方式已經從口口相傳,變成了各種媒體——電視、廣播、網站、手機APP,而傳播的能力已經不是古人想象力里面千里的極限,如今,幾乎在一瞬間,一個聲音就能傳遍全球。而這個古人口中的“壞事”,也被賦予了現代的意義——“公關危機”。
反過來,如果給現代的“公關危機”一個定義的話,那應該就是通過各種媒體傳播的那些“壞事”,對于企業可能是出產的手機爆炸,也可能是汽車的發動機漏油,生產過程中對周圍環境的污染,對自己員工福利的蔑視;對于個人可能是歌手抄襲作品,明星婚內緋聞,政客不擇手段等等。
公關危機的“主”、“客”構成
如果想要把握一件事,我們首先要理解它,如果想要理解一樣東西,最方便的方式就是對它進行拆解,去觀察構成其主要的成分,就好比研究鐘表總歸是要拆開它。
那么公關危機這個黑匣子怎么拆開?借用古語中“壞事傳千里”的模式,實際上一個公關危機,核心有三個要素——誰的危機?什么危機?誰知道了這個危機?這三個要素構成了危機的“主客”關系。
“主”就是危機的主體,一般來說,都是具有一定的公眾知名度的主體,比如隔壁老王就不太能夠成為一個危機的主體,除非他是個大明星?;旧衔C主體分為兩種——個人和機構。個人就很清楚了,是具有社會知名度的偶像、藝人、專業人士(知名的醫生、律師、匠人、主持人、政客等等)。
而機構就會比較復雜,有現代型的企業法人組織,也有公益、非營利的機構;有民間社團,也有政治團體;更有可能是某一職業群體或者城市、國家等等(比如教授這個群體,漸漸被“叫獸”污名化了)。
“客”就是危機的客體,就是那些親身經歷或者看到、聽到、了解到危機,并且對危機做出反應的人或機構。他們有可能跟危機的主體有直接關系,比如是發生危機公司的員工,或者股票市場中該企業的投資人;也有可能有間接關系,比如是該公司產品的消費者,該公司的上下游供應商;更有可能是跟這個公司毫無關系的旁觀者,但是他們接收信息之后,發表自身的意見,不斷向外傳播,而形成了一種危機的中介。
通過這樣的分解,我們就得到了一個危機公式,“公關危機=主-危機-客”。接下來,我們就需要了解——
當危機發生的時候,究竟發生了什么?
舉個簡單的例子,前些日子,某豪華品牌的汽車發動機漏油,消費者維權的信息引起了廣泛的關注,這個危機中,環節眾多,內容蕪雜,但我們可以利用剛剛得到的危機公式,想要了解危機中究竟發生了什么,實際上就是了解在危機作用之下,“主客”之間發生了什么,或者更簡單的來說,是客體對主體的危機產生了什么反應。
當發動機漏油事件剛剛發生的時候,實際上該豪華汽車品牌陷入了一場——信任危機。也就是觀眾們會質疑該品牌的車不夠好,這是其一;質疑該公司管理有漏洞,這是其二;質疑該公司的經營誠信有問題,這是其三。
但這只是個表面的反應,更深層次去探究,該品牌實際上陷入了一場——“意義危機”。這涉及很多知識背景比如符號學、認知論等,但簡化來說,我們理解一個事物、一個人并不是直接去理解他們,而是通過一些關鍵詞的詮釋。比如我們說一個人,腦海中會浮現他的形象,也會響應出他的一些關鍵詞,比如靠譜、幽默、健談等等。
在商品社會,這種意義的聯結更為明顯,比如我們提到快餐會想到麥當勞肯德基,提到麥當勞會想到選擇和歡笑,提到汽車會想到奔馳寶馬,提到奔馳會想到低調豪華等等。這種聯想,也被成為“品牌印象”。這是很多企業賴以生存并引以為傲的資本,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排名,說某某企業的品牌價值為多少億,本質上,就是這種聯想的關聯體系價值。
而在“信任危機”背后,就是發生了這種“意義危機”。那個豪華車品牌曾經的品牌聯想,包括豪華、可靠等意義,在危機的沖擊下動搖了。危機的觀察者通過對危機現象的理解,重新得出了結論,這個豪華品牌的品質不可靠、經營不誠信等,這種意義被賦予在這個品牌的周圍,甚至在短時期內形成了第一聯想。
當然這個“意義危機”并不是最可怕的,雖然對品牌價值帶來了損害,但公關危機最大的能量則是第三個階段的“信用危機”。也就是對于該豪華品牌,無論你說什么,消費者、觀眾都不信。原來僅僅是對品質的質疑,最后演變為對于品牌的全盤否定。
再拿一個例子,比如某個藝人被爆出軌。最開始是“信任危機”,人們不再相信他在道德層面的模范作用;慢慢的會轉向“意義危機”,他好父親、好丈夫的“人設”崩塌了,意義的關聯重新被打亂分配;最后發展為“信用危機”,也就是這個藝人說什么都不值得信,他的一切都是有問題的,他的作品也不應該被欣賞。
所以,我們可以將危機的發展總結為另一個發展公式——危機=信任危機->意義危機->信用危機。
危機之中,沒有萬能的解決鑰匙
對于公關危機的解決,被稱為“危機公關”。在社會上流傳著很多解決的模式、模板、模塊化方案,也有很多危機公關的大師存在。但本質上,就像世界上沒有兩片相同的樹葉一樣,也沒有兩個相同的危機,以及兩個相同的危機解決方案。經驗的價值并不體現在解決危機的結果,而是在于對于危機程度的判定和客體心理的把握上。再根據這些判斷,去尋找解決的最優路徑,也許一條,也許幾條,但總的來說,沒有萬能的解決鑰匙,更沒有那個唯一的最佳答案。
根據公關危機發展的階段,以及給客體帶來的心理上的影響,可以有一些不同的方向選擇——
信任危機:澄清輿論or 承認錯誤
在危機的最初階段,或者說影響程度最小的階段。個人或組織面臨的往往是危機“觀眾”對于某一些方面的質疑。這時候要做的就是在信息收集、分析和評估之下,來去確定,“觀眾”所了解的信息是否為真實的。
如果“觀眾”了解的信息不夠真實,就需要去澄清。比如明星經常會發聲明,澄清一些八卦。當然做這個動作的前提是打鐵還要自身硬,身正不怕影子歪。一旦聲明出去,就要面對更嚴苛的輿論審查,比如那個翟姓演員,對自己學位的自信澄清,反而遭到更深的挖掘。
如果“觀眾”了解的信息是真的,或者自身本來就有些問題,這時候,最好的辦法往往不是逃避,而是承認錯誤。當然,承認錯誤,也是有技巧的。舉個例子就是“兩害相權取其輕”。承認錯誤的時候,一定要尋找那個對自己傷害最小的錯誤進行承認。通過承認這個動作,引起“觀眾”對于自身態度的認可,盡快度過輿論風暴。
在這個階段,唯一不能做的,就是硬扛,危機有一萬種對的處理辦法,但只有一種錯誤的辦法,那就是——硬扛了。
意義危機:重建or 阻斷
當危機持續深入,從質疑轉到對原有意義的損害時,這場戰役就升級了。人們對于某個企業的聯想,從可靠轉變為可笑的時候,簡單的信息澄清、道歉、整改都已經不能夠起到關鍵作用了。
這時候,危機的主體,需要做一個判斷,一個選擇,一個比較,一個戰略上的新決策。那就是對于以前在“觀眾”心中的那個意義聯結,是投入重金,去堅持,去重建;還是及時的放棄,阻斷這個意義,避免危機的持續蔓延,同時尋找新的意義并賦予自身的意義體系。
這就像一次出軌問題之后,夫妻究竟是該重修舊好,還是當即離婚一樣的抉擇。沒有百分之百的正確,都是在一種衡量和取舍之間來找到更合適的道路。堅持原有的意義,有的時候是不得不做。
比如此前的牛奶危機,很多企業如蒙牛、伊利在危機之后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,來重建人們對于牛奶品質的意義信任,這個是無奈之舉,因為牛奶以及食品這樣的產品,品質是第一位的,而且是排他性的第一位。也就是說沒有了品質,其他的意義再豐富——比如營養齊全——都沒有價值,人們都不會選擇。
而阻斷則是一種止損,一種對“沉沒成本”的快速舍棄。當然前提是受到損害的那些意義、價值并不是核心的、必不可少的。比如某個年少明星被抓到抽煙,這時候可能就要及時阻斷此前青年模范的人設打造,慢慢的轉向成年人世界,同時賦予自己新的人設標簽,比如真誠、直爽等。在阻斷之后,一定要賦予新的內涵,否則真空的位置始終是個傷疤,沒有義肢的傷口永遠都會讓人聯想到那場事故——危機會不斷地被重提。
信用危機:改頭換面or 重新培養
如果真的危機一發不可收拾,到了信用危機的階段。很多時候危機的主體就難以自主選擇做什么了,大多都會陷入一種迫不得已的境地。就如“三鹿”這個品牌永久的消失在我們視線中一樣,有時候只能選擇隱姓埋名,相忘于江湖。就算想要重出江湖,也要改頭換面,重新做人。
當然,有時候放棄可能是最輕松的選擇了。大多數情況下,危機的主體都不得不背負著一種“污名”,繼續的向前走著。在這個過程中需要不斷的重新培養跟“觀眾”之間的關系,不斷地試探著人們對于某些意義的記憶,不斷地試圖重新拿回自己的曾經的榮耀。在這個過程中,耗費掉了大多數人和企業的意志,也僅有極少數的人能做到知恥而后勇,反敗為勝。
再回到一句古話“不做虧心事,不怕鬼叫門”。有些危機是很多偶然因素疊加的不可預知的事故,但大多數危機都是個人或機構挑戰社會道德、文化、價值觀行為之下的結果。所以防患于未然,永遠是最好的辦法,不斷監視自身,一日三省,方能高枕無憂。
文章來源:澎湃新聞·澎湃號·湃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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